原作：Erika Hayasaki

翻译：阿金

魏晓校对

在海拔 12,000 米的飞机客舱内，玛格丽特·麦金农试图打开水龙头，但没有水流出来。当时是 2001 年 8 月 24 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上 5:45 刚过，麦金农正飞越大西洋中部。

当她离开飞机中间的座位时，她新婚的丈夫约翰·巴尔卡斯还在熟睡。这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新婚夫妇正飞往葡萄牙度蜜月。距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两个小时，麦金农想在飞机降落前回到座位上再睡一觉，但无论她如何努力摆弄水槽，水就是流不出来。她不知道卫生间的供水是靠飞机喷气发动机产生的气压，她也不知道水龙头的小问题可能是更严重故障的征兆。

当麦金农沿着漆黑的过道走回巴卡斯旁边的座位时，她注意到乘客们开始动了起来。头顶上的折叠电视刚刚放映了几分钟电影《浓情巧克力》，然后突然断电，机舱里的灯光开始闪烁。

她坐在刚醒来的丈夫身边。飞机上的广播响起，先是葡萄牙语：“尊敬的乘客，请注意……”两人听不懂，但注意到周围的乘客变得异常警惕，甚至哭了起来。然后是英语广播：“我们的机长遇到了一些问题。”

麦金农和巴尔卡斯听到“迫降”这个词，但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乘务员冲了出来，指示乘客从座位下拿出救生衣，并告诉所有人脱掉鞋子，用三种语言重复这句话。一名乘务员开始说话，但还没说完就哭了起来。刚才“迫降”的意思才逐渐清晰起来。“飞机将紧急迫降在水面上，”另一名乘务员解释道。

对讲机沉默了。麦金农听到飞机中间传来一阵响声。一声咔哒声，好像飞机的一部分关闭了。然后发动机的轰鸣声消失了，突然间他们被空气撞击机身的呼啸声包围。然后一片死寂。

早上 6 点 26 分，麦金农听到：“发动机熄火。”

如今，这台重达153吨的巨型机器失去了动力，由于缺乏水平推力推动其前进，飞机变成了一架随风飘荡的纸飞机，从12000米的高空开始滑落。

“我们要死了！”一名乘客尖叫道。

在成长过程中，麦金农听过很多事故现场的故事。她的父亲是消防局副局长，母亲是一名护士。她经常在客厅里听到的生死故事成为了她平凡童年生活的一部分，这让她想成为一名作家，写人们从创伤中恢复的经历。但进入大学后，她主修心理学，兴趣引领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麦金农和巴卡斯订婚时，麦金农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记忆及其大脑通路。巴卡斯是艺术设计研究生，两人是通过高中朋友认识的。巴卡斯头脑冷静，逻辑清晰。她富有同情心，喜欢冒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飞机前后摇晃时，麦金农向她保证道。

船舱内，一对夫妇试图给年幼的孩子穿上救生衣。麦金农和巴卡斯周围的人或祈祷、或低语、或抽泣，用葡萄牙语呼唤圣母玛利亚的名字，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安全。一些人还向孩子告别。一直患有哮喘的麦金农努力呼吸。

坐在座位上，她能感觉到飞机在滑行、转弯、摇晃。氧气面罩从上方落下，但有些是空的。“上帝啊，请让这一切结束吧，”有人祈祷道。“请尽快结束这一切。”

麦金农至今还记得她当时的想法：我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爱我的丈夫。随着她的情绪越来越烦躁和恐惧，飞机坠落的速度越来越快，她觉得自己已经向死亡投降了。她知道，飞机在水面坠毁后幸存的机会微乎其微。

但即使她接受了这个结果，巴尔卡斯也拒绝接受。他相信，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活下来。他计划了他们的逃生路线：他们将在大西洋紧急降落，爬出逃生舱，并尝试游到岸边。他知道他们都是游泳健将，而且他也合理地推断，大西洋的水温更高，因此不会有体温过低的风险。

“我们需要穿上鞋子，”当宽体空客 330 继续坠落时，他告诉麦金农。

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们会没事的，”他继续安慰她。

这场折磨持续了大约 30 分钟。最后，副驾驶宣布，在接下来的五到七分钟内，他们将尝试降落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机长驾驶飞机进行巨大的螺旋转弯，旋转的飞机剧烈倾斜，把所有人都甩向一侧，然后稳定下来，再次加速。麦金农的思绪也迅速跳跃，从想象如何在水中死亡到在撞击中死亡。她在脑海中想象：飞机像犁一样冲向地面，周围的每个人都会死。

黎明前的黑暗中，透过机舱窗户几乎看不到外面的任何东西，但麦金农瞥见了陆地，然后是水。直到最后一秒，没有人知道下面是什么。

最后，飞机的起落架撞到了坚硬的地面。麦金农的身体向前倾倒，耳边充斥着飞机与地面摩擦的刺耳噪音，直到飞机停下来。乘客们开始鼓掌欢呼，但很快乘务员就把所有人赶到紧急出口滑梯，担心飞机会在地面爆炸。巴尔卡斯迅速抓起钱包，心想接下来需要现金和身份证件。

所有人离开飞机后，机场大巴抵达，将颤抖不安的乘客送到一个小小的航站楼。不知何故，在那如释重负、仍心存恐惧的时刻，麦金农的科学好奇心突然“上线”。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会如何回忆这场事故？后来，她回忆说，身边的乘客基本都“死了”。麦金农还看到有人还穿着救生衣，躺在地上，到处都是呕吐物的气味。“太可怕了，”麦金农回忆道。“太残忍了。”但与此同时，她也在那一刻想知道自己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在飞机紧急降落的几个小时后，她想：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

不到三周后，麦金农和巴卡斯返回加拿大，接受美国电视主播克里斯·汉森的一系列采访。汉森当时正在为 NBC 的黄金时段新闻节目《Dateline》准备一档关于加拿大越洋航空 236 航班奇迹般紧急迫降的特别节目。两架飞机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撞上了五角大楼，第四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中。

当全世界仍对 9/11 事件感到震惊时，麦金农发现自己对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感同身受，她描述道：“感觉自己注定要在飞机上死去，死亡越来越近。”她还做过噩梦，梦见越洋航空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但对巴卡斯来说，恐怖袭击与他们与死亡的擦肩而过毫无关系。麦金农想了解其他幸存者的感受。

2002 年 4 月 2 日，麦金农和巴尔卡斯在家观看了 Dateline 特别节目。那时，麦金农飞越大西洋的经历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和事业。当时她还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科学家，在多伦多著名的罗特曼研究所做博士后。但她在旅行时总是高度警惕，很容易受到惊吓。她做噩梦，焦虑不安，总是回想起她在飞机上的情景。这有点像她的童年，听警察和消防员的故事。只是这一次，闯入她意识的生死场景是她自己的记忆，她无法关闭它们，也无法让噩梦远离她。

她的研究也在发生变化。事故发生前，她研究音乐和认知，然后研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记忆。但现在她对记忆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越来越感兴趣，这是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麦金农接受过加拿大传统神经心理学的培训，这是一门基于大脑异常的学科——由受伤、手术或疾病引起的变化，导致特定的行为和精神状态。现在她对自己的大脑感兴趣。她想知道为什么焦虑引起的闪回会如此折磨她，而其他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却没有受到影响。巴卡斯没有做噩梦，也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改变或困扰。他只是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麦金农永远忘不了在亚速尔群岛那天她想到要研究 236 航班的想法。回到加拿大后，她与罗特曼研究所的一位导师、神经心理学家布莱恩·莱文讨论了这个想法，莱文也有同样的想法。毕竟，与一群人类受试者一起经历 30 分钟的濒死体验并不是每天都能做到的，而且一切都恰好“接近实验室条件”。两人意识到，研究这样一次几乎致命的事故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开始合作，但麦金农不仅是研究论文的作者之一，她还将作为试点受试者，帮助研究人员磨练他们的研究方法。

两位科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寻找愿意参与研究的乘客。最终，有 19 人加入了他们的研究。其中一半人，如麦金农一样，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另一半人，如巴卡斯一样，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幸存者接受一系列脑部扫描并完成结构化访谈，之后莱文和麦金农对结果进行分析。

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将长期自传体记忆分为两类，每类都存储在人脑的不同部位。一类是情景记忆，与个体的情绪、具体的第一人称视角有关，例如麦金农在 236 航班下降时呼吸困难的记忆；第二类是非情景记忆，更多的是事实记忆，与个体的主观体验无关，例如麦金农对航班号的记忆。科学家希望确切地知道受试者对每种类型的记忆保留了多少，以及他们的记忆有多准确。在脑部扫描中，他们试图探索幸存者在观看生动重现事故的视频时会有什么样的神经反应。

于是，2004 年，麦金农将自己当作实验对象，仰卧在核磁共振成像仪上，观看镜子里的视频片段：飞机从跑道起飞；飞行路线图；飞行场景之间插入的《浓情巧克力》片段。麦金农还展示了自己年轻时的面容：素颜、蓝眼睛、短发。

对于麦金农来说，观看 Dateline 的片段就像​​是回到过去。“砰，我的身体又回到了岛上，”她回忆道。她就像被困在自己的情景记忆中：再次登上飞机，呼吸困难，死亡即将来临的认知占据了她的全身。这不仅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次全面的身体体验。困惑和恐惧的浪潮一波波涌来。

麦金农没有意识到参与这项研究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情感压力。重温经历不仅让人精疲力竭，阅读其他幸存者的问卷更是让人精疲力竭——其中一些人的记忆最终被她添加到自己的时间轴中——其中一些人回忆起了麦金农没有的记忆：他们闻到了烧焦的味道。黑暗。空乘人员颤抖的声音。机长喊道：“当我喊‘抱紧你的头！抱紧你的头！’时，每个人都向前倾身，把手放在头上。”

一些人记得机长在降落前的倒计时。其他人提到了寂静和风声。他们都记得飞机在空中急转弯。飞机内部发出呼啸声，随后是呼救声。一些人还回忆起听到机长说“我们要掉进水里了”，然后是急速坠落的感觉。尖叫声。他们记得机长突然大喊：“我们找到跑道了！我们找到跑道了！”

这项研究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表在《临床心理科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中，结果发现，当幸存者观看飞机迫降的视频时，杏仁核、海马体、额叶中线和大脑后部区域的血流量增加，而这些区域是情绪记忆的核心。当研究人员向幸存者展示 9/11 新闻报道的视频时，许多人的大脑活动也出现了类似的增加。对照组受试者对这两起灾难的神经反应都更强。对于幸存者来说，236 航班的创伤记忆似乎超越了事件本身。

但或许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无论 236 航班上的所有乘客后来是否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都表现出心理学家所说的强记忆增强。两组人都记得事故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第一人称细节。创伤后应激障碍长期以来一直与生动的记忆有关。但这项研究清楚地发现，仅仅因为一些人保留了对创伤的生动记忆，并不意味着这些记忆会困扰他们。

对于麦金农和她的同事来说，这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一定是由大脑中储存的这些情感记忆引起的。一定有其他原因导致有这些记忆的人容易陷入其中。

当这些研究结果发表时，麦金农已经成为创伤记忆研究领域的知名人物，她现在经常与另一位神经科学家、精神病学教授露丝·拉尼乌斯合作。拉尼乌斯是创伤应激研究的权威，发表了 150 多篇论文和书籍。

拉尼乌斯曾经研究过一对经历过类似事故的夫妇，但他们受到的创伤却截然不同。当时他们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遭遇了一场 100 辆车追尾的车祸。他们被困在车里，听到附近一辆着火的汽车里有个孩子在哭喊求救。他们听着孩子的哭声，却无能为力，直到哭声渐渐消失。在接受拉尼乌斯团队的采访时，丈夫回忆说，他在这场磨难中变得越来越焦虑，疯狂地试图把他们两个从车里救出来。但他的妻子说，她感到“震惊、寒冷和麻木”，无法移动，更不用说找到逃跑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