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学术丑闻爆发时，我们学校正举办一个心理学系和语言学系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会议最后一天下午，一位同事给我发来信息：“我决定不参加今天的主旨演讲了。”随后他给我发来一篇网站文章的链接。我打开一看，标题有点煽情：“她本是名牌大学的后起之秀，却被好色教授毁了一生。”内容大致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位新星回忆起自己从读博士开始被导师性骚扰的经历。

我问同事：“你认识里面的任何人吗？”

“我认识他，他是今天的主讲嘉宾，我一直在关注他们的研究动态。”

一个多小时后，他又发来信息：“据说他今天的主题演讲被取消了。很好。”

罗彻斯特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系教授、知名学者弗洛里安·耶格尔（Florian Jaeger）长期被指控性骚扰学生。

《琼斯母亲》网站这篇指控罗切斯特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系教授、知名学者 Florian Jaeger 长期性骚扰学生的文章于 9 月 8 日发表后，迅速引发同行学者的热议。原定于第二天举行的学术报告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被立即取消。这或许是一个负责任且明智的决定。毕竟，许多人和开头那位同事一样，在看过报告后表示不会参加报告，表达了他们的反感。

虽然网站文章在报道如此可怕的事件时，采用了小报式的煽动风格，但一份由同一所学校两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联合发布的长达一百多页的投诉文件证明了文章中信息的可靠性。文件中列举的耶格尔的行为比网站文章更令人震惊，包括骚扰本科生、与学生进行无保护性行为等细节。至少有11名女性受害者的学业和生活因他的长期骚扰而受到负面影响，例如故意选择不太理想的工作以避免与他共事。许多读过文件的同事表示，这些细节“太令人恶心了”。正是在目睹了耶格尔对学生的不当行为数年后，两位教授终于忍无可忍，收集证据并向学校投诉，并双双辞职另谋高就，以表明自己不愿与这样的同事和容忍这种行为的工作环境为伍。

两周过去了，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还在心有余悸地谈论着这件事。

也许有人还记得2016年学术界的一系列性骚扰丑闻。去年1月，《科学》杂志报道加州理工学院理论天体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奥特因骚扰两名女学生被停职一年；2月，《纽约时报》报道芝加哥大学知名学者、分子生物学教授杰森·利布因骚扰女学生被校方解雇；3月，夏威夷大学一名女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学术界性骚扰的普遍性及其危害；8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一名讲师因对伴侣（也是他的学生）实施家庭暴力而被解雇。一时间，关于学术界性骚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如火如荼，似乎隐藏多年的不公终于被推到了变革的边缘——但事实并非如此。

讨论和报道之后，一年后的2017年3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约翰·塞尔被曝性骚扰其女博士后，也引发了学界的轩然大波，媒体一片哗然，学生抗议，BuzzFeed等媒体也进行了长篇报道，前学生和同事纷纷出面作证，称此人恶名远播——结果半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做。除了不允许这位著名教授继续教授本科课程外，校方没有给予任何相应处理，甚至没有公开原因。几年前的2015年，伯克利大学的杰弗里·马西也曾被曝出性丑闻，同样引发媒体热议和同行批评，称是时候引起重视了。校方的正式调查也发现，他确实多次实施性骚扰行为。 调查处理的结果只是开玩笑式的留校观察：“马西教授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与学生沟通，如果出了问题，就要接受‘包括停学或开除学籍’在内的处罚制裁——几乎与没有处罚无异的处罚。”

显然，2016年就有如此持续不断的正面对待，但第二年，又遭遇了一次打击。到了罗切斯特大学，这起事件甚至没有在主社交媒体上停留太久。人们不得不悲观地怀疑，去年的那些正面对待是否只是肇事者意料之外的厄运。

早在1998年，一篇关于学术界性骚扰对女性健康影响的论文就指出，高校长期以来对性骚扰问题的忽视。《纽约时报》援引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称，该研究发现，1991年至1996年期间留在研究领域的女学生和转系的女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并无差异，转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专业能力。在一项针对年轻研究人员的调查中，12%的人表示自己曾遭受性骚扰。英国《卫报》的调查发现，自2011年以来，英国大学至少收到近300起性骚扰指控。

虽然现在西方学术界对于性丑闻的认知比较正直统一，一旦丑闻曝光，同行们都会积极发声，不太可能为了所谓的集体对外形象而掩盖事件。从事学术性骚扰研究和改善的学者们也非常有信心，认为近两年各大学的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但性骚扰案件屡屡发生，处理原则参差不齐，还是让人束手无策，陷入泥潭。

几乎所有被曝光的性骚扰案件，都存在了至少几年甚至几十年。在事件曝光之前，受害者早已遭受了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受害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让职业生涯蒙上污点。而加害者除了小范围的恶名，还能拿着薪水招学生做自己喜欢的项目，而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同事们当时的愤慨又在哪里呢？我们可能会因为要保持思想的纯洁，而尽量不谈论或介入品格低劣的人的事情。这种做法听起来不错，但客观地说，长期避而不谈、“公开才说”其实就是包庇。

这种不能想的负面恶行，在罗切斯特大学的耶格尔事件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事发一周后，我的同事，一位年轻的女博士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谈到自己十分仰慕耶格尔的学术成就，并和他私下会面，讨论研究进展。让她气愤的是，当时有不少人听说了他们会面的事情，但她却没有收到任何知情同事的提醒。

即便在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也有通过充满正义感和激情的同事抗议而实现正义的案例。例如来自伯克利的 Marcy 最终在同事和学生的联合抗议压力下辞职，因为她对待遇结果不满意。然而，将性别和权力结构的双重不公造成的邪恶斗争，寄托在有良知的个体身上，却令人不安。

投诉机制已经建立，但很多人还是感觉自己的投诉被忽视。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确实被反复强调和提倡，但“权力导致腐败”。作为容易受形势左右的动物，当人们手握权力时，可能很难反思自己可能给掌权的弱势一方带来的伤害。短期内，学术界仍然是一个严重依赖人脉和推荐信的圈子，导师仍然很难让学生忤逆和反抗。

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不断发声、鼓励讨论，推动诉求机制和整个依赖权威的机制的改变。这一努力或许也得在泥潭中反复起伏。毕竟，性别与权力结构所带来的恶，根本上是人性在畸形结构下脆弱性的投射。